您现在的位置: 生命化教育网 >> 声音 >> 文章列表 >> 文章正文
 
晚年胡适的知人论世

作者:唐小兵    文章来源:《北方人》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18

晚年胡适的知人论世

 

作者:唐小兵

(删节版发表于2007年元月1日《南风窗》)

 

 

  《论语》里说做人的化境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胡适毕竟是一个君子。作为晚年胡适生活中最亲近的后学,胡颂平在他编著的《胡适之晚年谈话录》中多次谈到,读《论语》等古代典籍所意会到的学人气象,在他接触的胡适身上时有流露。尽管胡适经常被左翼文人讥讽为“正人君子”或“胡适之博士”之流,但不容否认的是胡适无论在为人为学方面所体现的“不苟且”的态度,和中正平和的精神,是最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定义的君子标准的。

  但胡适在继承传统这种气象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这体现在他知人论世毫不含糊的议论中,俗世理解的中庸的苟且的为人处世哲学为他所不齿。《胡适之晚年谈话录》无疑为文化史、学术史提供了重要史料,或许正因为是“晚年”,而且又是“谈话录”,才别具价值。中国人向来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谈话不像口述那么正规,所以这种随意的方式处处将胡适的真性情“口述实录而立此存照”,一个真实的日常生活化的胡适就这样慢慢走近读者。

  胡适在谈话中臧否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民国学人。这些在书中俯拾皆是的回忆或描摹都是从一些细节出发的,也许正因为情景的刺激,而让述说者记忆深切。例如在196062日的谈话中,胡适说:“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王国维的死因为陈寅恪为之撰写的碑铭文,而成为一个清末民初的文化事件,陈认为“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而在1961920日的谈话中,胡适解释胡颂平关于梁启超50多岁的时候心境为何如此苍老的疑问时说:“那时他很怕,他曾计划出逃。他的门生故旧多少人,他是可以不怕的。王国维的死,是看了任公(指梁启超)的惊惶才自杀的。王国维以为任公可以逃得了;而他没有这么多的门生故旧,逃哪里去呢,所以自杀了。任公先生就因心里害怕的关系,又因身体不好,心境就不同了。”这与陈寅恪的解释大相径庭,似乎也有几分道理。

  胡适爱才惜才是出了名的。到了晚年,他还为张荫麟惋惜:“张荫麟以前的文章都发表于《学衡》上。《学衡》是吴宓这班人办的,是一个反对我的刊物。我想把他的文章作一个发表时间先后的表来看——大概他在清华时已经露头角了。人是聪明的,他与他们那一班人相处,并没有成熟。”众所周知,胡适对吴宓的评价是很低的,他曾在《大公报》解除吴文学副刊编辑职务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前是吴宓所主持,办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学衡’一般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晚年胡适似乎仍旧在为张荫麟被吴宓等所耽误而叹惜。对于其民国同代人中的同事、朋友、学生在49年后大陆的处境,胡适更是有着深切的同情和悲哀。1961430日的谈话中,胡适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装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剔胡子的钱。此外,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生、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聂华苓在自传性回忆录《三生三世》讲述雷震与自由中国停刊事件的时候,对于胡适似乎颇有微词,尤其是对于胡适一直没有去监狱探视雷震耿耿于怀。从胡适晚年谈话中可以发现,胡适并没有因为查封事件而与《自由中国》人员断绝往来以明哲保身,反而是“顶风作案”,对受牵连的人员施以援手。1961112日,胡适将胡颂平叫到书房,指着书桌上的一张写着三个人名的纸说:“这三个人都是《自由中国》半月刊里的人。现在《自由中国》决定停办了,这三个人都要另外安排一个工作,他们公开的跟王云五、陈雪屏说明了。其中一个金承艺想到台大法学院去教书,听说一时还没有成功。他是北大的学生,我帮了他的忙才出来的。我想请他到此地来。”

  晚年胡适在台湾也经常遭遇一些批评,比如有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胡适先生不是单纯个人,他是一大学派之老领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长,门生、故吏、新吏极多。如是成为偶像,而此种偶像极盛,乃以前大陆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因地盘狭小得到了台湾了,如是便成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为道,非胡先生之学不为学,非胡先生之方法不为方法。”胡适对于这种批评也是仅仅说了句“批评也有批评的风度,但不能轻薄。”胡适晚年曾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观点,因此在对待批评时总不乏一种平和理性的风度,他不是鲁迅那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的一个都不宽恕的“直道”,他走的是恕道,因此他才会说:“有些人真聪明,可惜把聪明用得不得当,他们能够记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谈天的一句话,或是某人骂某人的一句话。我总觉得他们的聪明是太无聊了。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而在批评胡适的阵营中也不乏“前恭后倨”的例子。1962年胡适逝世前夕,曾隐讳地批评了某某“这个人有自卑感,又有优越感。有自卑感的人一定也有优越感,喜欢摆臭架子。”胡颂平在这一天的“谈话录”后加了两则史料,用以指出批评者的“知行分裂”。一则是徐复观在《民主评论》上批评胡适的一个演讲的选段:“胡博士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如此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因为他过了70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为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经摔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同样的一个徐复观,在1958422日给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五四运动之伟大历史贡献,将永垂不朽。然四十年之岁月,不仅先生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即国人对于对世界文化之感染,亦未尝无若干进步。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凡偶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者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母。”要求一个人完全知行合一或者人如其文确实有点困难,孔子也强调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但在如此短暂时间内呈现两副面孔,而且又出现在一个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身上,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还不仅仅是简单地褒贬人物,其中很多章节涉及到胡适作为一个学人对“道问学”的体悟,从这些谈话可以发现,胡适的那种学术上孜孜以求的考据精神,对所有似是而非的文字从来不轻轻放过,而是咬住青山不放松。日常生活中处处都有“学问”,胡适与胡颂平之间的一答一问,似乎让我们体验到传统的教育方式的回归。用《中庸》里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来描述胡适作为一个学者的形象似乎恰如其分。胡适一如早年,在谈话中反复强调学者为文、治学都应该有的基本态度。在19601223日的谈话中,胡适说:“无论诗或文,第一要做通。所谓通,就是通达。我的意思能够通达到你,你的意思能够通达到我,这才叫做通。我一向主张先要做到明白清楚。你能做到明白清楚之后,你的意思才能通达到别人。第二叫力量。你能把你的意思通达到别人,别人受了你的感动,这才叫力量。诗文能够发生力量,就是到了最高的境界,这个叫做美。”学界不乏一些新秀批评胡适思想的“肤浅”,例如上述所引确实是胡适的大白话,而且胡适写文章也正是这种表述方式。可看看今天知识界的文章,又有几人达到了这种清楚明白的白话文境界。胡适说的是为文的常识,文章本来就应该是用来沟通和对话的,除非是完全独白式的私人写作,胡适的标准在今天仍有其价值。对于治学,胡适强调要诚实、刻苦,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种“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的实验主义态度对于治疗当今学界的“空疏”,也不无现实意义。中国不乏聪明绝顶之人,可往往就像《伤仲永》里的那个早秀的人一样,不肯下狠工夫,而为俗世的恭维和己身的自得所耽搁,最后无所成就。胡适通论古今,用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个“常识”:“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工夫的人,才有大成就。不但中国如此,西方也是如此。像孔子,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是孔子做学问的工夫。孟子就差了。汉代的郑康成的大成就,完全是做的笨工夫。宋朝的朱夫子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他说的‘宁详毋略,宁近毋远,宁下毋高,宁拙毋巧’16个字,我时常写给人家的。”谈起王国维,胡适也是这种看法:他“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努力。”

  台湾学界在今天能够成为华语学界治学之翘楚,与当年像胡适这样的大陆过去的学者筚路蓝缕之功不无关系。尤其是在当年党治的氛围中,如何挣扎出学术自由的一条窄路,保卫学者研究相对的自由和自主,确乎是悠关民国学脉存亡绝续的大事体。身为台湾学术界之堡垒的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自然是当仁不让,要扮演“过河卒子”的角色。在19611228日的谈话中,针对其时诸多批评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不研究民国史和“匪情”的言论,胡适说:“民国以来的主要两个人,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他的史料都在国史馆里;还有一位是蒋介石先生,他的史料谁能看得到?说到研究‘匪情’,资料在哪里?此间连大陆上出版的书籍都不许进口,叫人怎样去研究?譬如‘五四运动’,我是其中有关的一个人,但此间人家写的五四运动的文章,我连看都不要看,他们只有党派的立场,决没有客观的判断。”

  为人、为学,包括短暂的“为政”,胡适始终坚持一个“不苟且”的较真态度,这种态度一以贯之在他的人生历程。也许从他1933年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这段话可以窥知到胡适的真性情和真关怀:“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到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后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胡适的一生基本上都遵循着这个准则,《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民国学人中知行合一的表率。

 


  • 上一篇文章: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5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我来评论: 查看评论
    姓 名: * E-mail:
    评 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内容:
  • 请遵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严禁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破坏社会稳定、侮辱、诽谤、教唆、淫秽等内容的评论 。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
  • 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与本网站立场无关。
  •     推荐文章
        热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