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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建构的三个层面与体系性创新的意义

作者:王晓华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8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3-17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文学术走上了重建自身的道路。随着学术资源的不断积累,人文知识分子对学术创新的吁求越来越强烈。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逐渐在是否应该进行原创性建构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现在,有关原创性建构的讨论开始在具体的层面上展开:如何实现中国学术在全球思想语境中的原创性建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划分学术创新的层次。由于具体的创新是以一个个学术体系为基本单位的,因此,对学术创新层次的探究必然落实为对学术体系层次的探究。对于学术体系的层次,科学哲学界做了许多细致的分析,提出了不少可供人文学者借鉴的方案。拉卡托斯曾经把重要的学术体系命名为研究纲领,认为研究纲领由硬核(哲学的和自然科学的核心命题)和保护带(辅助性假说)构成:“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都是研究纲领,它们各有一个受到顽强保护的独特的硬核,各有自己较为灵活的保护带,并且各有自己精心考虑的解题手段”。

    
学术体系的硬核实际上就是一些元命题,它们大都是些规定性陈述和全称判断。这些元命题又衍生出更多的基本命题,以让自身的意义具体化。辅助性假说则由从属于元命题和基本命题的命题构成,其产生具有随机性。元命题、基本命题、辅助性命题构成了学术体系的三个层次。它们的抽象性越高,则离经验越远,反之亦然。元命题并不直接与经验对峙,但它衍生出的次级命题会逐步与经验建立联系。基本命题处于元命题和辅助性命题的中途,它将抽象的元命题具体化,为前者与经验的直接连接创造了前提。辅助性命题抽象性最弱但离经验最近,肩负着保护元命题和基本命题的使命,需要以不断生产自身,消解对元命题和基本命题的质疑。与学术体系的层次性相应,学术创新也展开为:1、辅助性命题层面上的创新;2、基本命题层面上的创新;3、元命题层面上的创新。一般来说,学术体系的革命就是元命题的革命。基本命题和辅助命题的革命是由之衍生出来的。元命题的革命意味着思想体系的创新。它产生的巨大可能性空间,推动人们走进新的世界图景中。过去的中国主流学术过于强调第一层面上的工作,甚至认为辅助性命题的积累会直接引发思想上的突破。现在看来,这种逻辑是可疑的。辅助性命题的进展至多只会为思想体系的创新提供资源,它无法直接通向思想体系上的创新——它的使命本来就是保护既有的元命题和相应的思想体系。相反,思想体系的创新却可以开创出巨大的可能性空间,直接衍生出基本命题和辅助性命题上的创新。

    
元命题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假说,因而元命题的创新就是思想创新。思想创新为什么具有奠基意义?要领受其中的秘密,首先要追问:人是如何看这个世界的?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并非镜与物的关系。人通过自己的精神一感知结构认识世界,其精神一感知结构决定了他对世界的看法、看的范围、看的结果。按照康德的说法,理性(理念)、知性(概念结构)、感性(人的时空框架)三者统摄经验材料,才有完整的世界图景,因此,世界如何向人显现,依赖于心灵(尤其是纯粹理性)的建筑术。在人的精神—感知结构中,感知系统相对不变,不断更新的是概念框架和相应的意象体系。对学者来说,这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人文学者之独特,不在于其感知体系之敏锐,而在于其专事概念框架和意象体系之营造。学术之变乃概念—意象体系之变。不是任何概念—意象之变都会引发体系性革命。辅助性假说层面上的概念更新有助于精神框架的重构,但不能推动精神框架的全面更新。所有辅助性假说层面的更新都表现为一些抽象性较弱的陈述和描述性语句,它们属于既有的元命题和相应的理论框架。在新的元命题(理论框架)被发明出来之前,它们只能生长于既有理论空间中。作为与经验密切联接的陈述和判断(如《红楼梦》中有多少门),它们不可避免地被已有的理论框架(以元命题为核心)所支撑和涵括:“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陈述一个最初的命题:即,任何描述性的语言、任何观察性陈述都已经是一种假说;而且,每一个这样的假说都已经带有一种相关性的基本型式,它指导我们去从事那些我们用来支持或未能支持这种假说的经验检验。”

    
人类没有游离于所有理论框架之外的观点,任何经验都渗透着理论,因此,经验观察层面的积累不可能推翻这些理论框架。进而言之,个别学科常规推演上的进步也无法对当下占支配地位的理论框架构成挑战,因为这种常规推演的可能性空间和具体路径已经被它预先决定了。超越现有元命题—理论框架的只能是另外的元命题一理论框架。在新的、更富解释力的、原创性的理论框架出现之前,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学术创新只能在既有理论框架内进行。它们既然要在既有理论框架内解释世界和自身,就不可能发现既有理论框架的最根本欠缺。只有在新的理论框架的光照中,旧理论框架的根本欠缺才能被揭露和展示。对这种新的理论框架,科学哲学家们曾分别将之命名为猜想(卡尔·波普尔)、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在人文领域,我们可以按照惯例,称之为思想体系(元命题、基本命题、辅助性命题的复合体)。元命题是思想体系的硬核。一个成功的元命题可能支配思想体系很长时间,它所衍生出的基本命题会支撑许多学科。至于为元命题和基本命题辩护的辅助性命题,则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形成丰富的学术细节。因此,元命题、基本命题、辅助性命题层面上的创新分别对应着思想体系的创新、具体学科常规推演上的创新、学术细节上创新。这三种创新不是平行的。正如具体学科常规推演上创新从属于思想体系上的创新一样,学术细节上的创新从属于具体学科常规推演上的创新。思想体系的创新是范式革命,意味着世界图景的变化和新的理论空间的形成。它直接孕育、推动、规定着具体学科在常规推演层面的创新。至于学术细节的创新则从属于具体学科常规推演的创新,因而间接地为思想体系的创新所决定。由此可见,思想体系的创新、具体学科常规推演的创新、学术细节上的创新形成了前者蕴涵后者的逻辑阶梯。没有思想体系的创新,具体学科的创新和学术细节上的创新就只能演绎旧思想体系的可能性。这是无法回避的学术定律。

    
原创性的思想体系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是因为它能完成对现有思想资源的统摄。在学术创新的三个层面中,学术细节(如个别经验陈述)和具体学科的创新虽然可以为体系性建构积累必要的资源,但不能完成对当下思想资源的统摄。它们分别位于思想创新阶梯中的第二和第三层次,从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范式和世界图景),自然不可能反过来统摄各种思想体系。体系之为体系,本来就在于它是涵括性的。单个命题乃至个别学科历来从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是后者的子集。不同的思想体系意味着不同的学术时代。所以,在西方思想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后,唯一能够与之竞争的方式是发明出对等的思想体系,以完成对本土思想资源和异域思想资源的统摄。虽然当下世界学术的关键词是对话,但平等的对话只能发生在对等的思想体系之间。如果在不对等的思想体系之间进行对话,那么,结果恐怕不是多元共生,而是一方被另一方同化和统摄。

    
中国学术在晚清之后就进入不断被西方思想体系统摄的阶段。先是西方的现代主义理论在整个20世纪都对中国文化构成统摄之势头,而后是其后现代主义纲领正对汉语学术进行全面同化。更应该令我们警醒的是,某些与我们同属于第三世界集团的文化共同体,在文学、艺术、学术领域也贡献出了原创性成果,并且已经成为汉语文化模仿的对象。比如,在拉丁美洲崛起的魔幻现实主义就曾给中国文学以巨大影响,马尔克斯把“其他人觉得神奇的事物理解为现实”的理论主张得到很多汉语作家的认同。再如,印度的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也因为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建构在世界学术上有较大影响,成为中国学者在介绍女性主义思潮时经常提及的人物。对于他们,我们不能再笼统地以“西方”来指称。我们必须承认,除了西方外,部分第三世界的原创思想也对中国学术形成了同化和统摄之势。

    
面对这种全球化的学术竞争格局,我们只能以同样具有原创性的体系性建构来应对。与自然科学一样,人文学术的竞争历来是思想体系与思想体系的竞争。思想体系是竞争的主体。所以,我们要参与全球学术博弈,仅仅强调自己的中国立场远远不够,更为关键的是拿出原创性的思想体系。没有原创性的思想体系,我们就没有参与竞争的资格,自然也就谈不上超越异域(主要是西方)思想了。中国学人现在之所以陷入悖论式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渴望超越异域思想(主要是西方思想),一方面用异域词语(主要是西方话语)说话,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创造出能够与后者竞争的原创性体系。与其说后殖民语境见证了异域文化的霸权,毋宁说它敞开了中国学术的欠缺。这种欠缺并不能因为我们强调自己的中国立场而被克服。全球化已经将各种思想体系带人到一个竞技场中,强调某个思想体系的中国性仅仅表达了我们参与竞争的意志。至于这个思想体系是否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则最终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原创性。即便中国性(传统与现状)是独特的,从中国问题出发的思想创造也要在有形和无形的学术博览会上亮相,接受无数世界公民的选择。中国当代思想要在全球化竞争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至少要拿出自己的原创体系。

    
体系性建构是中国学术的希望。对此,中国学人应该而且必须达成共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进行原创性的体系建构?我们以前习惯于采取两种行动:或回归传统,或借鉴西方。回归传统等于让过去的思想体系做主,自然谈不上什么原创了。单纯借鉴西方实为接受对方的同化和统摄,行动者在如此行动时已经将自己降为第二层次的存在,同样无法进行原创。在中国学术走向体系性建构的途中,单纯地回归传统和借鉴西方都将被扬弃。正在生活、思考、写作的中国学人才是原创的主体。主体就是统摄者。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当下汉语学术主体统摄的对象,皆为资源。要统摄它们,中国学人要有以古往今来的全球文化为自己做注脚的气势。不把这气势先造出来,我们就只能是谦卑的模仿者,不是回归传统,就是借鉴西方,或者介绍拉丁美洲、印度、日本的新兴学术。也许有人会问:没有原创性的思想体系,你用什么来统摄全球学术呢?我的回答是:原创性的中国学术只能产生于原创性的建构行动中,没有原创性的建构,哪里会有原创性的思想体系?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说出了原创性建构的机制。假设就是发明。发明了新的思想体系,才有资格参与全球性的学术对话。尽管在全球学术对话中被淘汰下来的原创性体系不计其数,但剩下来的一定是富有解释力和生产力的原创性体系。我们没有必要害怕自己的原创性建构幼稚,更不能因为害怕别人说自己幼稚而停止原创性的行动。只有在无数次的原创性实验中,我们才能成长为具有原创能力的学者。这也是积累,但却是原创中的积累。非原创性的积累再多,也不会变成原创性的东西。学术细节上的创新只有在思想体系层面上的创新发生时,才有可能是超越性的。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立刻投入到原创性的建构中,大胆发明,小心求证。中国学术的希望和生机,皆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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